布卢瓦城来的漂亮朋友(465)
对于可怜的法兰西经济而言,巴拿马运河公司事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屋子里炸开,除了在炸弹旁边被炸的尸骨无存的可怜虫,屋里余下的所有人的脑子也都被震的嗡嗡作响。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起十七世纪荷兰人的郁金香狂热,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以及上个世纪初法兰西的密西西比丑闻,将这场总的崩溃与历史上的这些类似事件相提并论,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整个经济的基础开裂了,伊伦伯格银行的崩溃引发了连锁反应,三天之内,全法兰西有十六家银行宣告破产,这就像是一座房屋起了火,而呼啸的狂风又把火势扩散到邻近的建筑,于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整个街区就都被烈火吞噬了。
于是,在运河公司崩溃的几天以内,全国民众就已经陷于惊骇之中,为了保住自己的毕生积蓄,他们在银行的门口排起了取款的长队,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对每天取款的上限进行限制——每个账户不得超过一千法郎。当然,与大多数的规章制度一样,这样的限制仅仅作用于普通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面,就能从银行的金库里提出数以百万计的现金,再把它们存到英国或是瑞士的银行里去,这类的消息更加剧了普通储户的不满,在克莱蒙费朗,愤怒的储户们甚至纵火烧毁了当地的一家银行。
在这阵破产的狂潮里,损失最为惨重的当然还是那些无名无姓的中小投资者。每天都有无数倾家荡产的人流着眼泪悄悄写下给家人的遗书,然后在天没亮前偷偷从家里溜出去,在城外森林的荒僻之处颤抖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或是用腰带将自己的脖子吊在树杈上。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引起报纸的兴趣,这样的悲剧是无声的。
无数人加入了破产者的行列:那些靠年金和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将自己的毕生积蓄用来购买股票的外地投资者;每月的生活费都要精打细算的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嫁人的贫困老姑娘。这些人被狂热的投机风潮吸引,进入了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市场,仅仅几天前,他们的财产数字还在不断增长着,可几天以后,一切都像是清晨的露水一样,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以前就蒸发了,消失了!他们茫然不知所措,陷于恐慌当中,就连最偏远的乡村也不能免于冲击。这简直是一场比中世纪的黑死病更可怕的灾祸,无数的家庭被交易所的崩盘轧断了腰,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复兴的希望。
阿尔方斯用黄金堆起来的巴别塔垮塌了,他曾经亲手用金币建立起这座高塔,可也是同一只手将它一把就推倒,让崩溃的残骸将无数的牺牲者压成肉泥。杜·瓦利埃先生这类赌徒的投机所得,老实商人经营十几年所积攒的进项;退休的文员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积蓄;外省的农民省吃俭用准备用来养老的零碎票子——这一切都落入了阿尔方斯欲望的深渊当中,而这深渊却是永远也填不满的!
然而讽刺的是,报纸上却并没有太多对银行家们的指责之声:绝大多数的报纸都被这些金融巨头和大资本家所掌控,而这些人都从阿尔方斯的胜利当中沾了光。他们若是放任自己的报纸指责阿尔方斯·伊伦伯格,也就等于是把民众的怒火引向他们身边,难免会引火烧身。因此主流媒体的口径也出奇的一致,所有的抨击都仅限于巴拿马运河公司,而“罪魁祸首”则是这条运河的提倡者和设计师费迪南·德·雷塞布,这只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愤怒的法国民众需要找到一个更为显眼的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怒火。
因此在最初几天过去以后,舆论所指责的对象就变成了政府和议会——根据所披露的运河公司文件显示,议会当中收过巴拿马运河公司“特别津贴”的议员至少有一百零四位,这其中许多都是曾经担任过内阁部长的重量级人物,就连成日里以正义之声自居的克列蒙梭也不能免俗,同样收受了来自运河公司的政治献金。在如此情况下,还有谁可以信任?毫无疑问,巴拿马运河公司能够用欺诈的手段搜刮如此巨量的财富,自然也是依靠着这些沆瀣一气的官员们的保驾护航,这些议员和部长们平日里自诩为人民的代表,却为了几根骨头充当金融家的走狗!第三共和国的政府究竟是为谁服务的政府?既然在共和国引以为傲的民主政体当中,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竟选出了这样混蛋的政府呢?
于是,正如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所发生的那样,革命的阴云已经在天边聚集起来,在巴黎这个政治活火山的下方,传来了不祥的隆隆回响。在拉丁区,大学生们在自己公寓的阳台上挂上了巴黎公社的红旗,而路人都为他们的举动高声喝彩。警察总监进退两难,既不愿意因为放任自流而影响自己的仕途,又深恐贸然行事会火上浇油,于是只能派出警察去好声好气地劝导这些学生,可换来的只有对方的冷嘲热讽和路人的辱骂,甚至连警察们自己都士气低迷——在警队当中同样因为交易所的风潮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呢!
军队的忠诚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由于军官们的薪俸每次增加都需要议会的批准,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落后于社会上的平均水准,因此许多军官也加入到了投机的狂潮当中。军队本来就对共和国和议会政体颇有微词,这样一来双方更是离心离德。一旦巴黎有事,政府能否依靠军队维持秩序,恐怕也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现任的内阁不出意外地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九月七日,现任的内阁premier皮埃尔·蒂拉尔在星期六将全体内阁成员召集到了马提尼翁宫的内阁会议室。在等待蒂拉尔先生到来的时间里,十几位部长们在铺着蓝色毛呢桌布的桌子前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就像是一群聚集在停尸床前的医生——在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可说的?
下午两点的报时钟声响起时,皮埃尔·蒂拉尔准时进入了房间,他的动作有些迟缓,因为筋疲力尽而显得笨拙。他在内阁会议桌一端的座椅上坐下,这是整个会议室里唯一一把带有扶手的椅子。长方形的桌子呈现出棺材的形状,在他的两边分别是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他的目光在财政部长吕西安·巴罗瓦的身上微微停留了一下,随即又回到自己面前桌子上的皮面文件夹上。
“下午好,诸位同事。”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患了感冒,“我不想耽误诸位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就直入正题好了——我请各位来是要宣读一份简短的声明,它同样将会登载在今晚的晚报上。”
蒂拉尔先生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拿起一张薄薄的纸,“自鄙人接任阁揆,至今已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竭力维持内阁和议会的团结,试图让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祖国从党派争斗和政治攻讦的泥沼中走出来。我愿意用自己的良心发誓,我已经做到了以我微薄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全部,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爱国者,还是作为一位政府的官员,我都感到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