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朱厚熜特意嘱咐过，做买卖的时候千万要尽量抬高价钱。任何东西，瓷器也好，丝织品也好，香料也好，字画也好，都尽量多要价——这时候不多赚些，还等以后吗？再说了，船队带的东西，在中国以外那都是最昂贵的东西，要是低价卖出去，简直就是在炫耀东方的这个国家有多么富庶——朱厚熜怕这会引来贪婪的劫掠者，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朱厚熜的目光，此时已经不是单单投向那条航线了。海运毕竟只能到中东，真正的大主顾们都在欧洲呢。在中东北非，东西卖的再贵，最终也还是中间商赚得更多，真不如……
朱厚熜把眼光投向地图上的陆地部分：如果能够建设一条欧亚大陆桥……
随即他也就把这个匪夷所思的设想抛弃了，在这个时候，这种想法还是过于不切实际。不说自然环境的问题，让通往欧洲的陆路有多么难走。单是现在的新疆还不在大明的疆域之内，那么要从哪里走这条欧亚大陆桥，就很是问题。
那么……东印度公司？不，或许对应中国的区位，将来大明如果能够成立这个贸易公司，应该叫西印度公司才对。
记得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正好是１６００年成立的，因为年份太好记了，朱厚熜倒也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现在是公元多少年，但是大略计算，东印度公司现在应该还没成立。如果大明也去成立个印度贸易公司，不知道能不能跟英国抗衡，或者更好，能不能占据先机？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即使主动地走出国门，中国也是不会跟历史上的英国一样，为了殖民才去印度成立公司，朱厚熜只是想要去做生意。不管是关于通商，还是印度公司，他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通商，主动地开放这个国家，主动地跟外界接触，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外面的世界，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什么样的，不要像历史上的清朝那样，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最终被逼着接受外面的事务。
这个国家从整体上来说，都有些过于保守了。即便是现在朱厚熜率先站出来带领着人们的眼光看向大陆西端的那些遥远的国度，说不定还会有人捂着自己的耳朵假装并未听见。但是朱厚熜一向觉得，人有时就是需要强迫自己。
等到这种自我的强迫成为习惯了，变成了习惯性的自己主动地去探索，就变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便是自己选择着去接受甚至是寻找了。这样一方面避免了日后的被别人所强迫，那种迫不得已的窘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糟粕也可以少见识少吸纳一些。
再者，这几百年间，正是西方政治经济还有科学都迅速发展改变的时代，外面的世界从陈旧的封建社会向着更加科学的体系迈进，中国原本领先的优势，却因为内耗而逐渐衰落，朱厚熜一直以来想要避免的就是这个。外部都在迅速的发展，但是国家内部却是一直停留在原地甚至有些部分还有后退，这样就造成了差异，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于是落后就要挨打。
从几年前朱厚熜就开始和王守仁探讨，关于如何使明朝顺利地度过这个从封建末期向着更高等级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过度的时期。朱厚熜自然是持着先进了几百年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这个王朝的；而王守仁，不论他的思想再怎么超前，总归是从传统儒家思想当中发展出来的，两个人最初根本就是没有共识的。一开始王守仁甚至觉得朱厚熜是失心疯了，才想着如何削弱自己手里的君权，让自己家的王朝渐渐从统治者的地位上走下。
两个人之间对于彼此的想法都觉得郁闷，都觉得对方是错的，而自己是对的，对方应该持有的是自己的想法才是，于是都想改造和说服对方。也因此，不断的探讨这个社会将会如何发展，这个国家要如何治理才好，也就成了这对师徒业余生活中谈话的最重要部分。
在这种情形下，有交流就是好的，争吵不算什么，最怕的反而是表面上的唯唯诺诺，内心深处的不以为然。持续了几年的探讨，时间足够长了，朱厚熜和王守仁的想法都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有所改变。朱厚熜固然没有原先那样激进，急于求成；王守仁也是认识到，所谓社会必然的进程，整个世界都将要这样发展，人力是阻止不了的。现在的大明，一旦朱厚熜死了，如果后继之君没有勤政爱民的心思，那么朝政就会重新陷入萎靡。几乎等同于是依靠着一个人的力量支撑起来的国家，不会长久的繁荣昌盛，这等于是将国运寄托在运气上面了。
可是朱厚熜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他想要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是几乎没有达成的可能的。先不说思想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主自由这方面的思想少之又少，百姓很难自动自发地产生所谓众生平等的想法，更不要说主动去追求民主公平；单说现在的政体，现在的朝廷组成，就必须有一个人来站在顶点，作为统率，才能挈领起这个行政体系。而这个人，必然是君权天授的天子，其他的人，都不能够使得众人拜服。
一旦君权分散，那么这个国家或许就会在顷刻间分崩离析，陷入混乱。朱厚熜在一时冲动之后，认真地想过，也觉得自己分权的想法太不成熟了。中国也不是没有过混乱的时期，春秋战国不就是因为周天子的君权被多次分封削弱，不足以统御诸侯国，才造成三百多年的混乱。如果现在从朝廷内部开始分散君权，那么用不着外敌，中国直接就会从内部分裂。
现在朱厚熜对于藩王们倒是看的严，却要在朝堂上分权，那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他先前是没有绕过来那个弯，现下想起来了，自然也就知道不可取。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除了新疆蒙古地区，大明的疆界几乎已经可以和后世中国的版图相重叠，能够达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易。如果因为君权削弱而使得朝政不稳，各地势力割据，整个国家分崩离析，那么他朱厚熜就是民族的罪人，更别提什么趋避祸患，免除灾厄了。
于是朱厚熜才决定借着这一次的远航通商，主动地打开国门，接受外界的新思想，新理念。他知道的那一套关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虽然不知道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只要有沟通，知道外面的思想，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关于这些权力利益分配的敏感问题，稍稍有了点拨，中国人自己也能琢磨出一套理论来，自主发展不一定就比西方的那些大家们差。
至于说现在通讯不发达，但是既然开始通商，那么西方的思想就必然会逐渐传播过来。而且是自己这方主动的去进行联络，也不怕被欺瞒，并且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选择——朱厚熜可不想在中国推行基督教天主教什么的，不是他对上帝不敬，只是不想跟欧洲其他各国君主似的，去奉那位罗马教皇为尊。他做惯了万人之上的人，不习惯头上再有个人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