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特别工作队队长从一边的车上跳了下来，柯本开始与他决斗，我发现我所处的位置正是他们两人之间，但他们两人都小心谨慎地射击，我在一片混乱中居然毫发无损。
最终柯本的膝盖被击中，手中的枪掉在了地上，白斯特和史蒂芬斯被后方出现的特别工作队其他队员铐住，押上了我们的车。
我听见队长大声地对我喊道:“你想离开这个世界去地狱吗？只有老天爷才晓得你为什么没有被打中！”
我看了一眼白斯特的方向，特别工作队很快开车越过边境的障碍物，我绕过街角想上另一辆车，眼前忽然出现了另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的党卫军军官。
他一把抓住我，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显然他把我认成了白斯特，我用力地把他往后推了一把，大声警告道:“不要糊涂，把枪拿开！”
但他也许是因为紧张而冲动，又一次抓住了我的肩膀，枪口对上我的胸膛，我竭力挣扎，就在他扣下扳机的刹那，特别工作队副队长救了我，他厉声制止道:“住手！那是我们的舒伦堡处长！”
我的心都快跳出胸腔，不待他们解释，一被放开就跳上了我的汽车迅速开走，赶回杜塞尔多夫。
一个半钟头后，我抵达目的地，特别工作队的队长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回来了。
他们向我报告整个行动的情形，我得知白斯特和史蒂芬斯以及他们的荷兰驾驶员都已经依照命令拘捕到。根据柯本中尉身上的证件来看，他并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荷兰参谋本部的军官，真名叫做克洛普。
后来克洛普因为在枪战中所受的重伤不治死在杜塞尔多夫医院，白斯特等人被押解回柏林。
一直到最后，白斯特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审讯时他还在担心那个名为荷伯特·隆美尔的陆军军官，审讯人员并不知道我的这个假名，拒绝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大战期间，白斯特和史蒂芬斯都被关在俘虏营里，于1945年释放。我曾经数次设法想用交换德军被俘人员的方法，换取他们的自由，但这些意见都遭到希姆莱的坚决反对，直到1943年，希姆莱还是禁止我再提及这件事。
我转而为希姆莱工作是在1942年之后，在这之前，发生了一系列让我不愿回想的噩梦。
注[10]: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Antonio，1644年-1737年12月18日)，出生意大利克雷莫纳，意大利提琴制作师和弦乐器制作师，是这个职业中最伟大的一位成员，他的拉丁名字“斯特拉迪瓦里斯”或所写的“斯特拉得”经常被用于谈及他的乐器。
第十一章
离开杜塞尔多夫后，我回到柏林，向总部报告处理这件事的经过。
奇怪的是，这次我收到的命令是向希姆莱报告，而非向海德里希，我敏锐地觉察出一丝不对劲，但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我带着特别工作队的队长前往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向他表达了我对此次行动结果的不满意。
我始终认为如果按照我原本的计划进行，效果会更好，可希姆莱对我说:“不论如何，你已经将任务顺利完成了，不要再想多余的事情。”
希姆莱还吩咐我道:“元首令你做一个书面报告，详细讲述和英国间谍谈判的过程和最后突袭行动的经过。另外，再挑选几个有经验的反情报专家，审讯白斯特和史蒂芬斯。”
我刚刚接下这项任务，上级又立刻下达了新的命令。
元首改变主意，要我准备好后去他面前直接向他做报告，他还将在德国内阁办公室为参与此次特别行动的队员和我颁发铁十字勋章注[11]。
到了那一天，我和几位队员列队走进院内，元首的警卫队排列在我们面前，我立正站着，整个场面隆重而庄严。
随后我们被允许进入内阁办公室，元首的书房——房门上方有一幅大型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画像，一会儿之后，元首走了进来。
起初他没有讲话，只是用一种锋利的眼光反复审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神态傲慢，瞥向我时还流露出一丝戏谑的笑意。
我绷直脊背，眼神向下看，避开他的逼视。
紧接着他开始训话，表扬了此次德国情报机构的工作成就，一番恩威并施后，他为我们颁发勋章。
授勋仪式结束，我被单独留下，元首已经先行离开，他的副官通知我明晚九点前来做我的报告。
当我次日晚前往德国内阁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先我一步到达那里。他们之间充满了火药味，海德里希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我不清楚他们之间的龃龉，只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向他们简要说明了我的报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