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并不是从进入这个世纪以来才开始承受这样的痛苦，在梭罗生活的十九世纪已经是如此。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农民，被生存的压力限制在几十英寸的耕地中，隔绝的知识流和信息流阻碍了他们行走的步伐。农民的围城，来源于物质生活的局限，和精神的匮乏。所以他们习惯性地从一出生就开始掘好坟墓，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生而不知其所往。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每天被谎言、阿谀，和竞争所包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与别人比较，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旁观他人的生活，而没有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从此，网红的直播，和编纂好的明星形象，像潮水一样把我们淹没。这种无关紧要的旁观，恰恰可以麻木自我对人生的检讨。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同样不真诚。在地铁上，所处可见的是在拥挤的人潮中，艰难地拿着手机，或歪着头，或扯着脖子，双目炯炯地盯着屏幕的人。我们依赖的不是手机，而是手机带给我们的，能够缓解无聊和无所适从的安全感。我们为何会变得无聊和无所适从，是因为我们迷惘。
迷惘，似乎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汇，很多人用它来形容青春。但这并不仅仅是青春期的一种状态，更是很多人从生到死的一种状态，所谓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大抵如此。简单来说，迷惘即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发生了巨大的断裂。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开始成长为有独立人格的青少年；一是由勇敢无畏的青年成长为独立的社会人。前者便是我们常说的青春期，这个时期可长可短，因人而异，发生的时间也没有一致性。比如大多数00后的青春期要比80后的青春期要早得多了。青春期的迷惘所有人都会经历，也都会成为过去。这个时期的迷惘来源于三观的确定，大部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会在这一时期稳定地确立下来。在此之前积累的生活和学习经验，会对三观的最终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除非日后发生极其重大的变故，否则人的三观很难再次转折。我们开始渐渐抛弃长出翅膀飞上天空的理想；我们开始慢慢懂得生老病死的人生循环；我们开始区分哪些是童话故事，哪些是现实生活；我们开始学会用理性思考问题，而不是用感性来反抗生活；我们开始面临分离，面对选择。这时，理想和现实的界限已经逐渐清晰起来。青春期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模仿时期的终结。人，已经有了一套自己潜在的原则和体系，等待日后加以完善和丰富。
后者则是我们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甚至穷尽一生都在经历的时期。我们必须，也不得不成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这个时期的迷惘来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质疑。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我们开始发现自己和理想分道扬镳；我们开始发现自己能控制除了欲望，没有其他。这时，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彻底断裂，所以我们无从适从。很多人发现，以前不如自己的朋友现在过着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多人发现，以前所设想的完美蓝图现在根本无从下手；大部分人发现我们其实都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这种普通和平庸极大地刺痛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开始自我怀疑。这种怀疑，让我们更加无法面对和剖析真实的自己。为了逃避，围观和旁观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法。
但事实上，想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先解决的便是刚刚提出的两组问题。第一，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想回答这组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定义是社会添加上去的标签。如果被这些标签一叶障目，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快乐。平等不仅是法律和政治上给予的自由，更在于人能否抛弃外在的形象，一视同仁地看待相同的本质。无论是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和皮拉丢下的石头，还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造人时扔下的泥土，他们创造人类时，我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无异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有了不同的职业，甚至阶级，阶级在政治统治中更迭着，分化着，同样也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也正像一个时刻运转的机器，从他诞生之初，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我们需要每一个部分，否则，社会这个机器就会失效崩溃。人无高低，只是分工之异。我们需要农民，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粮食；我们需要工人，因为他们给予我们资源；我们需要资本家，因为他们控制生产。